不是万籁俱寂的那种静，而是一种被棉花包裹的、沉闷的静，街道空了，广场哑了，连天空都难得听见飞机的划痕，我们被收容在一个个被称为“家”的方格子里，像被遗忘在时间角落的标本，而在这无边静默的核心，蛰伏着我，以及我们这一代人，最庞大也最微末的心愿——让疫情结束。

这心愿起初，是对外部世界失落的喧嚣最本能的呼唤，我怀念校门口那家早点铺子蒸腾的、带着碱味的热气，怀念午休时篮球撞击地面的钝响，像少年时代稳健的心跳，我甚至怀念周五傍晚令人心烦的堵车长龙——那曾经是活着的、蓬勃的、甚至带点野蛮生机的世界的确证，当这一切被剥夺，心愿便赤裸地指向它们最原始的形态：我想摘下口罩，深深地吸一口雨后清冽的空气，想毫无顾忌地握一握朋友的手，想去看一场电影,在黑暗里共享一群人的悲喜。

这心愿如此朴素，像饥者求食，渴者慕水，我以为，只要世界重启，只要栅栏拆除，我的心愿便抵达了终点,圆满而欢欣。

后来，时间在静默中长出了菌丝，我们渐渐习惯了在屏幕上辨认彼此被口罩分割的脸，习惯了用“打卡”代替“见面”，用“上传”代替“分享”，生活以一种怪异的平滑姿态向前流淌，没有波澜，也失却了礁石，这时我才惊恐地发现，那曾经炽热的心愿，竟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,悄悄变了质地。

它不再是冲向旷野的呐喊，而退守为对“失去”的恐惧，我怕的，不再是无法去远方，而是连“想去远方”的这份冲动都最终消散，我怕习惯了线上的一切后，会丧失在真实人群中措辞的能力，我的心愿，从一个指向未来的箭头，蜷缩成了一枚紧紧守护着记忆与本能的水晶，我怕它蒙尘，更怕它碎裂，这心愿的尽头，已不再是那个喧嚣的世界，而是我自己——那个尚未被彻底改造的、渴望烟火与拥抱的“旧我”。

直到那个傍晚，我翻出一本旧相册，看到一张父亲年轻时的照片，他站在九十年代某个火车站广场上，穿着一件现在看来土气的衬衫，背景是巨幅的广告牌与汹涌的人潮，他的脸上，有一种我许久未见的、对身边庞杂世界全然的信任与敞开，那一刻,历史的断层感如电流般击中了我。

我们这一代人的静默，或许并非历史的特例，而只是它又一个起伏的波段，父辈们经历过物质的匮乏，祖辈们经历过战火的恐惧，每一代人，或许都曾在某个时期，集体性地许下过一个宏大的、正常”的心愿，他们的心愿实现了，世界恢复了物质丰盈，迎来了和平发展，可恢复后的那个世界，与“从前”已是两个模样，生活在“之后”的人,也成了崭新的人类。

我忽然明白了，我的心愿，那个“让疫情结束”的心愿,它的尽头究竟是什么。

它并非一个可以抵达的站台，它不是某一天钟声敲响，我们就能百分百地回到2019年的那个秋天，不，它更像一个仪式，一个我们集体穿越的过渡礼，我们许下它，践行它，戴着口罩，排着队做核酸，小心翼翼地生活，所有这些努力，都是为了完成这场漫长的、被迫的成人礼。

疫情终将过去，或以我们期待的方式，或以一种我们尚未理解的形态，而当我们走到“结束”的那一天，我们会发现，世界依旧喧嚣，但我们的听觉已然改变；我们依然会拥抱，但双臂懂得了犹豫的重量，那个纯粹渴望回归“旧日”的心愿，本身就成了一个时代的墓碑,矗立在我们这一代人精神的原野上。

它纪念的，不只是被病毒偷走的三年，更是纪念那个曾许下心愿的、更年轻的自己，而我们，将带着这枚心愿的化石，作为独一无二的身份密码，走入那个喧嚣的、陌生的、必须由我们亲手重建的“之后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