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请出示健康码。”——这句持续近三年的日常用语，正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，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，各地健康码陆续下线或转入“休眠”，人们不禁追问：健康码究竟何时彻底取消不用？这看似简单的技术问题，实则牵动着数字时代治理逻辑、个人权利边界与集体记忆留存的多重命题。

健康码的诞生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应急产物，2020年初，疫情突袭，传统流调手段难以应对病毒传播速度，杭州率先推出健康码，通过红、黄、绿三色动态管理，将个体健康与出行权限数字化绑定，这套系统迅速推广全国，成为精准防控的关键工具，据不完全统计，高峰时期全国每日亮码次数超百亿，它如同数字时代的“健康通行证”，在特定阶段有效切断了传播链,展现了数字技术在公共卫生危机中的巨大潜力。

随着疫情形势变化，健康码的存废争议日益凸显，其退出已是必然趋势，国务院“新十条”优化措施后，跨区域流动不再查验健康码，多地已关闭相关服务入口，这标志着应急状态结束，常态治理回归，彻底“取消不用”涉及复杂的技术与法律程序，数据如何处理？平台如何转型？这些都需要审慎的解决方案，北京、广东等地将健康码功能整合至政务服务平台，上海“随申码”转型为城市服务码，这种“功能转化而非简单废弃”的思路,或许代表了更稳妥的退出路径。

更深层看，健康码存废之争，本质是数字治理的边界之问，三年间，我们见证了技术赋能治理的效率奇迹，也亲历了“码上加码”带来的困扰，健康码最初仅包含必要健康信息，但部分地区层层加码，将其与支付记录、门禁权限甚至社会信用挂钩，演变为“数字圆形监狱”，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研究表明，超过60%的受访者担忧个人信息被过度收集，健康码的退场，因此不仅是技术产品的生命周期终结，更是对“数字权力”的一次重新校准：在效率与权利、安全与自由之间,社会必须找到新的平衡点。

健康码留下的最大遗产，或许是那串无法删除的数据轨迹，它记录了个体在特殊时期的出行、健康乃至生活状态，构成了前所未有的“全民数字档案”，这些数据何去何从？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明确规定，处理目的已实现时，个人信息应及时删除，多地已启动数据删除或匿名化处理，但过程需公开透明，欧盟在疫情后设立专门委员会监督类似数据销毁，值得借鉴，更关键的是，我们该如何保存这段集体记忆？有学者建议建立“疫情数字档案馆”，在脱敏前提下保存整体数据样本，供未来研究，这不仅是技术问题,更是数字时代的历史责任。

当健康码逐渐隐入尘烟，我们应当思考：下一次公共卫生危机来临时，是否还会有新的“码”？答案是肯定的，但形态可能不同，未来的数字应急工具，或许会更注重权限分离、时间限定和权利保障，深圳已试点“分权式”健康申报系统，卫健委、交通、社区各部门仅能获取必要信息，这种“最小必要”原则,应成为数字治理的基石。

健康码的退场，不是一个句号，而是一个分号，它标志着我们告别一个特殊时期，但数字技术与公共治理的深度融合仍在继续，保留技术带来的效率提升，防范权力越界的潜在风险，在二者间寻找动态平衡，将是长期课题，当某天我们彻底不再需要亮码时，那段“扫码生活”的记忆不应随风而逝，而应转化为数字时代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里程碑——技术终将进步，工具总会更新，但对个体尊严与自由的守护,永远应是不可逾越的底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