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1年7月，南京禄口机场的疫情通报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，涟漪迅速扩散至全国十余省份。“南京疫情”成为那个夏天最焦灼的词汇，当“南京”与“疫情”在新闻标题中并置时，一种微妙的历史回响，却在这场现代公共卫生事件的喧哗之下，悄然颤动，这并非简单的时空重叠，而是一面棱镜，折射出我们如何记忆、如何叙述，以及如何在集体创伤与当下危机之间，划下那条时而清晰、时而模糊的界线。

疫情中的南京，首先承受的是作为“暴风眼”的当下重压，流调轨迹勾勒出都市生活的脉搏，核酸检测排起长龙，防控措施不断升级，这座城市，与武汉、西安、上海一样，被置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聚光灯下，其地名在疫情地图上被标红，在舆论场中被反复咀嚼，这种关注是具体而现实的，关乎千万人的健康、生计与日常，当“南京”二字反复出现，尤其是当某些非理性言论将疫情扩散简单归咎于地域时，一种更深层的历史无意识,或许已在悄然运作。

南京，这座城市的名字，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谱系中，承载着远超地理坐标的重量，它是一座“记忆之场”，当现代疫情以其不确定性引发普遍焦虑时，这座城市的名字本身，就可能在不经意间触碰到民族心灵中那道深沉的伤痕，并非人们有意混淆，而是在重大危机带来的集体心理震荡中，历史记忆的“幽暗底层”容易被搅动，部分网络言论中将疫情责任情绪化地“污名化”南京，其背后或许并非单纯的科学认知缺失，更掺杂了一种对“不幸之地”古老而蒙昧的恐惧投影,那是将历史创伤无意识转嫁至当下危机的心理暗流。

将“南京疫情”与历史事件进行任何实质性的类比，在学理与伦理上都是危险的简化，前者是自然病毒引发的全球性公共卫生挑战，其应对关乎科学、管理与国际合作；后者是人类极端之恶酿成的历史悲剧，其核心是政治、人性与历史正义，混淆二者，不仅会削弱对疫情的科学理性应对——例如将科学问题情绪化、地域化，更会轻佻地消解历史苦难的独特性与严肃性，历史记忆需要的是精准的传承与深刻的反思，而非在每一次新危机来临时被模糊地“征用”为情绪的背景板。

但此次并置，也提供了一个珍贵的反思契机，它迫使我们追问：我们如何构建灾难叙事？在疫情叙事中，我们强调“同舟共济”，呼吁将“病毒”作为共同敌人，而非歧视任何地域与人群，这种基于科学与人道的叙事框架，恰恰与从历史创伤中汲取的“反对污名、呼唤和平”的教训内在相通，处理历史记忆，何尝不应如此？它需要清晰界定罪恶与责任，保护个体尊严，防止集体记忆滑向简单的仇恨或泛化的悲情，疫情中我们对“信息透明”、“拒绝污名”的呼吁，正是健康社会应对任何创伤——无论是当下还是过去——都应秉持的准则。

当疫情的硝烟逐渐散去，南京依然是那个山水城林、厚重又鲜活的城市，此次“关键词”的偶然碰撞，犹如一记警钟，提醒我们：记忆需要精密的维护，当下需要清醒的面对，我们必须学会在铭记历史苦难的庄严时，不使其成为理解当下复杂现实的扭曲滤镜；也必须在应对现实危机的紧迫中，不遗忘历史赋予我们的、关于人性与文明的深刻训诫，让历史的归于历史，让科学的归于科学，或许才是对两者真正的尊重，唯有如此，南京，以及所有承载记忆的土地，才能在时间的流逝中，既不忘却曾经的风雨，也能坦然拥抱每一次当下的日出，在清晰的历史镜鉴与坚实的现实步履中,走向未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