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1年盛夏,“扬州毛老太”五个字如一枚深水炸弹，在舆论的汪洋中掀起滔天巨浪，一位从南京江宁区（当时存在中风险区域）前往扬州探亲的64岁老人，因隐瞒行程、频繁活动于人员密集场所，最终被确诊新冠，直接关联病例数十例，导致扬州城一度陷入半停摆状态，一时间，“一人毁一城”的愤慨充斥网络，“毛老太”成了千夫所指的符号，当风暴渐息，我们不禁要问：那个被简化为“毛老太”三个字的人，现在究竟在哪里？这个问题指向的，远不止一个具体的地理位置。

在物理与社会的双重意义上，“毛老太”已从公共视野中“消失”。 据有限的后续报道，她因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被立案侦查，此后便再无公开音讯，她的真实姓名、具体处境、内心活动，都被严格地屏蔽于公众知情权之外，这既是司法程序对个人隐私的必要保护，也像一种隐喻——那个活生生的个体，早已被汹涌的民意和简化的叙事彻底吞噬，人们记住的，只是一个引发集体灾难的“标签”，一个承载恐慌与怒火的“容器”，她在哪里？或许在某个等待法律裁决的居所，但更确定的是，她已被永久放逐在“正常社会”的想象之外，成为一个被定格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抽象符号。

进而，追问“毛老太在哪”，实质是追问我们如何安放那场灾难中的复杂责任。 将一座城市的瘫痪完全归咎于一位老人的“任性”或“自私”，无疑是认知上的懒惰，复盘那场疫情，防控链条是否存在薄弱环节？社区网格化管理是否流于形式？跨区域协查机制是否足够灵敏高效？这些系统性的追问，在当时几乎被对个人的口诛笔伐所淹没，将“毛老太”妖魔化，满足了公众在巨大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归因、宣泄焦虑的情感需求，却无形中放过了对更深层、更普遍存在的治理短板的反思，她成了那个被推上前台的“替罪羊”，承载了本应由多方共担的责任之重。

更深一层，“毛老太在哪”的叩问，是对我们社会对待“犯错者”态度的审视。 她的行为无疑有错，且造成了严重后果，依法依规承担责任是法治社会的题中之义，网络暴力与全民公审是否就是应有的附加惩罚？当她的个人信息被扒出，当“老太”一词被赋予极端的污名化色彩，我们是否在践行一种以正义为名的“猎巫”？这种氛围，使得任何理性的讨论、对事件背景（如她对防控规定的具体认知程度）的探究都变得不可能，我们急于审判，急于划清界限，却吝于思考：如何对待一个犯下大错的普通人，才能真正捍卫社会的文明与法治精神，而非堕入以暴制暴的循环？

这个问题也映照出我们每个人在极端情境下的可能性。 毛老太的行为，是特定情境下个人局限性的悲剧性放大，她对风险的漠视、对规则的侥幸心理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是人性的普遍弱点，将她完全视为“他者”，否认我们自身在类似情境下也可能存在的认知盲区或行为偏差，是一种傲慢，思考她的处境，也是对我们自身脆弱性与责任感的警醒。

时至今日,“扬州毛老太”具体身在何方，或许已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她作为一个沉重的文化符号，究竟“位于”我们社会记忆与集体心理的何处，她是被钉死的罪人，是系统漏洞的替身，是网络暴力的标本，也是人性弱度的镜像，寻找她，不是为了开脱，而是为了更清醒地认识那场灾难的复杂性；记住她，不应只有愤怒，更应有对防疫体系韧性的加固、对理性公共讨论的捍卫，以及对如何有尊严地处置“犯错者”的深思。

那个真实的老人,或许正背负着巨大的罪责与创伤，在某个角落等待法律的最终裁决与内心的自我救赎，而那个符号化的“毛老太”，将长久地留在我们的公共叙事里，拷问着制度的完善、舆论的理性与人性的宽容，她的“位置”，最终定义的不是她个人的命运，而是我们社会的文明刻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