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年中考季，“A类考生”与“B类考生”这两个术语总会在无数家庭中激起涟漪，A类考生通常指具有本地户籍的学生，而B类考生则多指随迁子女等非本地户籍学生，表面看，这只是一种基于户籍的技术性分类；在这两个字母背后,却折射出中国教育体系中最深刻的矛盾与最复杂的公平之问。

从政策本源追溯，A、B类考生的划分最初是为了应对教育资源与人口流动之间的张力，改革开放以来，大规模人口迁徙成为常态，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日益凸显，在教育资源，尤其是优质高中学位有限的现实下，户籍成为了分配资源的初始依据，A类考生凭借户籍优势，往往享有更宽松的录取名额、更低的分数线；而B类考生则常面临更高的入学门槛，有时甚至需要父母满足社保年限、稳定就业等附加条件，这种划分，是特定历史阶段教育管理的一种务实选择，旨在维持本地教育秩序,却也在无形中筑起了一道基于出生地的隐形围墙。

当我们将目光从政策文本移向鲜活个体，A与B的差异便显露出沉重的一面，对于B类考生而言，这场考试从起点就承载了更多重量，他们可能自幼随父母在城市成长，熟悉这里的街道，却要在升学时面对“外地”标签；他们与本地孩子同窗共读，却在终点线前发现跑道并不一样长，这种“同城不同待遇”，不仅关乎入学机会，更在青少年心灵深处刻下关于身份与归属的早期印记，一位教育学者曾指出：“当孩子意识到自己的努力需要与户籍博弈时，教育最纯粹的激励功能便已蒙尘。”

而A类考生，也并非全然置身于“公平”的彼岸，他们中不少人承受着另一种压力——被视为“既得利益者”的隐形期待，以及本地竞争可能更为激烈的现实，更重要的是，这种划分无形中强化了“本地”与“外来”的区隔，限制了年轻一代在多元化环境中自然融合、相互理解的机会，教育本应是最有力的社会融合剂,但分类录取却在人生早期阶段强化了群体边界。

近年来，随着“两为主”（以流入地政府为主、以公办学校为主）政策深入推进，多地已在逐步放宽随迁子女报考限制，尝试量化积分等更精细的管理方式，这无疑是迈向教育公平的重要步伐，但根本性的挑战依然存在：如何彻底打破户籍与教育资源的刚性捆绑？如何在保障本地居民权益的同时，践行“教育随人走”的现代理念？

真正的破题之道，或许在于超越简单的“A或B”二元思维，需要加大教育投入，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，从根本上缓解学位紧张这一划分的根源，应积极探索基于学籍、而非户籍的升学机制，让长期在流入地学习的学生获得更公平的对待，更重要的是，全社会需要凝聚共识：每一位少年，无论来自何方，其教育权利不应因父母的迁徙而打折；每一份努力，无论出自谁手,都应在公平的尺度下被衡量。

中考A、B类考生的划分，犹如一面棱镜，折射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教育公平的复杂光谱，它提醒我们，教育公平绝非简单的资源平均分配，而是关乎如何对待每一个具体而微的梦想，如何让流动时代的童年不再因制度区隔而失重，拆除那堵无形的墙，不仅需要政策设计的智慧，更需要我们深刻认同：所有奔跑在求学路上的少年，本应同属一个类别——他们共同的名字，是国家的未来，当教育真正回归育人本质，A与B的差异终将成为历史注脚，取而代之的,将是个体才华自由绽放的公平原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