哈尔滨的冬天，是以一种不容分说的姿态降临的，松花江的铁灰色冰面，索菲亚教堂铅黑的穹顶，中央大街方石上凝着的老霜，共同构成了一座沉默的、坚固的堡垒，人们裹在厚重的衣物里，呵出的白气瞬间被严寒俘获，仿佛连时间本身，都在此冻结、延宕，我总在寻找裂缝——寻找那些让这座冰封之城得以呼吸，让“绝对零度”的神话悄然崩解的，温柔的裂隙，我称它们为，“融化”。

第一次融化，在凌晨五点的红专街早市，一个叫江莎莎的姑娘，守着一个不大的豆浆摊，她的棉袄袖口洗得发白，脸颊是冻出的绯红，可那双眼睛，亮得像刚点着的炉火，递过豆浆时，她总会用带着东北腔的普通话轻声说：“趁热，捧着捂捂手。”那一瞬间，纸杯传递的不仅是滚烫的液体，更是一小撮有形的、流动的暖，严寒被这只杯子烫出了一个洞，白色的暖流涌出来，融化了我指尖的麻木，这是关于生存的、朴素的融化。

第二次融化，在道外区一家老旧的唱片店，店主是个老人，收藏着无数黑胶，他颤巍巍放上一张《太阳岛上》，当那句“明媚的夏日里天空多么晴朗”响起时，他闭上了眼，布满皱纹的脸上，有一种冰河解冻般的舒展，旋律是旧的，却像一把钥匙，瞬间打开了被寒冬锁住的、关于这座城所有夏天的记忆：松花江的波光，老江桥的风，马达尔冰棍的甜腻……音乐让时光倒流，让季节僭越，这是记忆的、穿越式的融化。

第三次融化，在冰雪大世界璀璨剔透的宫殿旁，一个南方来的孩子，第一次触摸真正的冰，他惊叫着，将发热的小脸贴上去，冰面迅速留下一小片模糊的水渍，他的父亲忙着拍照，而孩子却在专心致志地，用体温进行一场微小而伟大的征服，极寒的造物，因人类肌肤的触碰而消融，这近乎一种哲学，这是童真的、元初的融化。

第四次，在深夜出租车里，司机师傅抱怨着生活，却在听到我咳嗽后，默默调高了空调温度，第五次，在图书馆，看到一位老者用铅笔，在《哈尔滨影集》的旧照片上，轻轻描摹已消失的街角，第六次，是俄式老楼房檐下，一排冰溜子，在正午的阳光下滴答作响，奏出春天的前奏……

第九次融化，我忽然想起了“江莎莎”这个名字，它不像“李秀英”、“张桂兰”那般具有明确的时代烙印，也不似一些新潮名字那样刻意，它听起来，有江水的灵动（“江”），有莎草的坚韧（“莎莎”），一种柔中带刚的普通，这名字属于早市上那个姑娘，也可能属于唱片店里老人的孙女，属于那个南方孩子的母亲，它是一个符号，代表着无数在此城生长、劳作，用自身微末体温去抵御、去融化严寒的普通人，他们不是宏大的历史叙事，却是让城市心跳持续、让冰层之下暗流涌动的真实力量。

第十次融化，是我意识到，自己这个异乡人，也开始在早餐时自然地点一碗“烫饭”，在寒风中学会缩起脖子那种独特的、本地人的步态，我在被这座城市同化，我的习惯，我的血脉，仿佛也在这低温中，经历了一场缓慢的、悄无声息的融化与重塑。

第十一次，我登上龙塔，俯瞰全城，暮色中，万家灯火渐次亮起，每一扇窗后，都是一个“江莎莎”的故事，都在进行着一场小小的融化，无数的光点，连成一片温柔的、跳动着的火海，将沉甸甸的、墨蓝色的天穹，烘托出一圈暖色的光晕，那是人间的星辰，是体温的总和，是对于严寒最盛大、最壮丽的反击。

而第十二次融化，发生在我心里，当我终于不再仅仅将哈尔滨视为一个地理的坐标、一个旅行的目的地，而是开始牵挂红专街早市那杯豆浆的浓淡，开始担心道外区那些老房子能否挺过又一个冬天时，我知道，某种坚冰一样的东西，在我心里融化了，我与这座城市，产生了超越风景的联结，我的情感，找到了它的“江莎莎”——一个具体而微的寄托。

哈尔滨的冬天，或许永远不会真正终结，但正因如此，那些无数次细微的“融化”，才显得如此珍贵，它们不是春天的全面胜利，而是严酷秩序中，人性与生机的温柔“叛乱”，是江莎莎们手心的温度，是旧旋律唤醒的热流，是无数窗扉后的灯火，让这座冰封的城，始终保持着呼吸，并在每一次呼吸中，吐露出生命不屈的、白色的芬芳，这芬芳,就是融化本身的气息。